

汉娜鄂兰:真理无惧(台)
防弹玻璃笼子里坐着的那个男人,看起来实在是太普通了。他有些谢顶,戴着黑框眼镜,时不时擤一下鼻涕,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会计,而不是那个将数百万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纳粹恶魔阿道夫·艾希曼。当著名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坐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庭里,透过缭绕的烟雾凝视着这个男人时,她感到的不是恐惧,而是一种令人背脊发凉的困惑。 这就是电影《汉娜·阿伦特》抛给观众的第一道谜题。这位曾师从海德格尔、早已在美国站稳脚跟的犹太女思想家,原本只打算为《纽约客》写一份常规的审判报道。然而,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的不是狰狞的兽性,而是一种“平庸”。她发现,这个巨大的罪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,仅仅是因为放弃了思考,便顺从地成为了恶的执行者。 阿伦特决定诚实地记录下这一切,并提出了那个后来震碎了整个西方知识界的各种概念——“平庸之恶”。但她万万没有想到,当这篇报道刊发之时,等待她的不是赞誉,而是一场足以毁灭她生活的精神海啸。一夜之间,她从受人尊敬的学者变成了众矢之的,昔日挚友纷纷与她绝交,甚至有人指责她是在为纳粹辩护。面对千夫所指的巨大压力,在这场甚至比艾希曼审判更为激烈的“思想审判”中,这位总是指间夹着香烟、眼神犀利的女性,必须独自一人站上讲台,用她那颗高傲而坚韧的大脑,去对抗全世界的误解与愤怒。
防弹玻璃笼子里坐着的那个男人,看起来实在是太普通了。他有些谢顶,戴着黑框眼镜,时不时擤一下鼻涕,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会计,而不是那个将数百万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纳粹恶魔阿道夫·艾希曼。当著名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坐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庭里,透过缭绕的烟雾凝视着这个男人时,她感到的不是恐惧,而是一种令人背脊发凉的困惑。 这就是电影《汉娜·阿伦特》抛给观众的第一道谜题。这位曾师从海德格尔、早已在美国站稳脚跟的犹太女思想家,原本只打算为《纽约客》写一份常规的审判报道。然而,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的不是狰狞的兽性,而是一种“平庸”。她发现,这个巨大的罪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,仅仅是因为放弃了思考,便顺从地成为了恶的执行者。 阿伦特决定诚实地记录下这一切,并提出了那个后来震碎了整个西方知识界的各种概念——“平庸之恶”。但她万万没有想到,当这篇报道刊发之时,等待她的不是赞誉,而是一场足以毁灭她生活的精神海啸。一夜之间,她从受人尊敬的学者变成了众矢之的,昔日挚友纷纷与她绝交,甚至有人指责她是在为纳粹辩护。面对千夫所指的巨大压力,在这场甚至比艾希曼审判更为激烈的“思想审判”中,这位总是指间夹着香烟、眼神犀利的女性,必须独自一人站上讲台,用她那颗高傲而坚韧的大脑,去对抗全世界的误解与愤怒。
这绝对不是一部沉闷的传记片,而是一部惊心动魄的“动作片”,只不过主角手中的武器不是枪械,而是足以切割灵魂的思想与辩才。导演玛加蕾特·冯·特罗塔极其大胆地将镜头对准了一个最难表现的过程——“思考”。 整部电影最迷人的地方,在于芭芭拉·苏科瓦那教科书般的演技。她饰演的阿伦特,烟不离手,仿佛那些缭绕的烟雾就是她思想的燃料。你会看到她躺在沙发上闭目沉思,在打字机前疯狂敲击,在面对老友决裂时的痛苦与决绝。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傲慢、脆弱与坚硬,被演绎得入木三分。 影片最高光的时刻莫过于最后的演讲辩论,那简直是一场智力上的风暴。它强迫我们每个人去审视自己:当我们在体制中按部就班、放弃独立判断时,是否也离那种“平庸之恶”仅一步之遥?这是一部关于勇气的电影,不是肉体上的英勇,而是敢于在所有人都在情绪宣泄时,依然坚持冰冷理性思考的勇气。哪怕你对哲学不感兴趣,这部电影所展现的那种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人格魅力,也足以让你热泪盈眶。它提醒我们,思考不仅是权利,更是身而为人的义务,而这种义务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代价。


0
0
0
0
0
0